这是国际货币格局正在变迁的最好证据。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的合作行动。不过对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中国生产力结构目前某些相对落后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需求特点契合度较高，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因而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从更广阔视角观察，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与成效彰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一点，即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破局造势效果。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到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例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
一带一路为何能很快产生重大影响？这项宏大共建行动的经济逻辑何在？ 为什么是中国？可通过观察比较中国与美国实施类似经济外交战略收效情况得到启示。如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22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300亿美元。进入专题： 新常态 宏观政策 改革 开放 。
四要依靠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双中高。这就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的、总量性的区间调控与结构性的定向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框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重预调、微调和精准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区别情况、分类施策，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在世界经济可能长期放缓的形势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我们要实现双中高，最大的潜力在内需。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实现双中高。同时，注重预期调控，增加透明度，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调控方向。针对目前产业结构中存在的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要着力加强第一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加快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服务业主导格局，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推动我国产业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新常态下需要有新思路、新办法，但不能否定那些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简单地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关心GDP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心中无数，那就会出大的问题。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记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总有声音在喊要刺激。通过结构性调控，或定向宽松或定向收紧，有扶有控、有保有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供给管理，关键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供给管理方式和手段。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需要我们努力争取、积极作为。
因此，在新常态下，正确的态度应是，在世界上没有普遍采用其他替代指标之前，在中央没有统一部署之前，要继续坚持把GDP作为政府工作重要的预期性综合经济指标，并配合以就业、物价、进出口、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以更全面、更科学地衡量发展态势和成果，并为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奠定基础。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国内发展新问题新挑战持续显现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也都出现了阶段性特征。
GDP仍被世界组织和各国官方普遍认可、广泛采用。要加快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平等竞争，激发微观主体能动性，提高供给效率和弹性，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实现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继2013年实施区间调控后，2014年又推出定向调控，包括定向降准、结构性减税等。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打破了传统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在宏观调控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创新。这些既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一举多得。作为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和态势的综合衡量指数，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指标确实有诸多缺陷，比如，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
能源资源供需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一要依靠扩大内需推动双中高。
在新常态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对于实现双中高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说明，新常态指明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非现实的结果。
即通过总量性调控，使经济在合理区间箱体运行，避免大起大落。在新常态下，以刺激有效需求为导向的需求管理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央强调不能简单以GDP论英雄，是为了纠正过去的偏向，但不意味着不要GDP指标。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协同调控、系统调控格局，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在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基础上实现更持久、更高效的增长。三要依靠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动双中高。我们过去存在着GDP崇拜，用它来代表一切，使其承受不可承受之重，才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
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黄守宏：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课题，宏观经济政策要服从服务于这三大课题，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创新和完善。比如，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催生培育一批产业。
我们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扩大对外投资，就要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同一层面进行竞争，这就倒逼我国企业提高素质和竞争力，进而通过传导带动国内发展。
又如，治理环境污染，可以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同时，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扩大开放可以倒逼深层次改革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制度环境也确实还有很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空间。首先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峻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可能遇到的难题，不应该成为延缓进行改革的理由。长期看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本来就紧张，如果质量也没有提高，不要说延续人口红利，我们想转向创新驱动和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都可能会做不到。
未来要应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要靠改革。其实很多国家在某一个阶段都有高校扩招的经历，与此同时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
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有60%至70%的贡献来自于资本积累，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得到充足的积累，是因为人口抚养比较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比较多，老龄人口比较少。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
他们通常40岁以后就陆陆续续返回农村，平时的经济波动也可能迫使他们回乡。具体到户籍制度改革，我们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